儒家外王學體系性建構的“大師小書”
——俞榮根師長教師《霸道政治——儒學政治聰明與治國之術（重訂本）》讀后
作者：宋立林
來源：作者授權儒家網轉發，原載《博覽群書》2022年第1期
宋立林，傳授，碩士生導師，山東省泰山學者青年專家，曲阜師范年夜學優秀傳統文明教導中間副主任、孔子文明研討院副院長（兼），中華禮樂文明研討所所長，兼任喀什年夜學國學院院長，貴陽孔學堂學術委員會委員。
俞榮根師長教師是我非常敬佩的前輩。自從讀研討生時起，我就清楚俞老師和曲阜儒學界幾十年的友愛來往，后來俞老師屢次參加世界儒學年夜會，不佞得以親承謦欬，真是如沐春風。俞老師是法學家，我則是包養條件思惟史的從業者，之所以能夠覺得親近，完整在于一個“儒”字。在我的印象中，中國的法學家年夜都是歐化的，對于傳統鮮有親近者。可是俞老師則否則，他師從當代教導家、有名學者匡亞明、楊景凡等師長教師，研討中華法系，深探中華法系與中華文明的內在關聯，從而探驪得珠，成為當今研討中華法系的學界翹楚。他曾經做過中國法學重鎮東北包養網單次政法年夜學的副校長，又曾執掌重慶社科院，可謂學問事功兼而有之。他不僅尊敬儒學，且有儒家的人格氣象：與人交通時，他溫文爾雅，和藹可掬，頗具長者風度；登壇發言時，他侃侃而談，年夜氣磅礴，盡顯大師風范。我的老友、河北謝志浩兄編制“百年學術地圖”，將俞老師和我尊重的劉夢溪師長教師等20世紀四十年月誕生的一輩學人稱之為“第四代半學人”，我就舉雙手贊成。俞老師在他們這一輩學人之中，算是佼佼者。他的著作如《儒家法思惟通論》絕對稱得上是這一領域的經典之作，必將載進中國當代學術史。他從法學進而上窺儒家的外王學，于是有了這一部《霸道政治——儒學政治聰明與治國之術》（法令出書社，2020年）。此書第一版于1995年（第一版時書名為《儒言治世——儒學治國之術》），已包養合約經近三十年了。此次作為“東北政法年夜學榮休傳授文庫”之一種重訂重版，作者又增補了部門章節內容，使得體系加倍完全。我讀到的就是俞老師賜下的重訂精裝本。收到俞老師的贈書，如獲至寶，放下手頭的活計，用了兩天時間拜讀一過。我發微信給俞老師說：“我要寫一篇讀后感。”因為我覺得俞老師這部書對于明天的學者和年夜眾懂得儒家政治思惟聰明，年夜有裨益，而讀到好書與人分送朋友，是讀書人最年夜的快樂，也包養女人是讀書人的義務。
一、時代召喚儒學的“兩創”
進進21世紀以后，儒學的命運可以用“否極泰來”“一陽來復”二語來描述。作為中國傳統文明主流的儒學，基包養網VIP礎上走出了19世紀中葉以降那種飽受批評、否認甚至妖魔化的厄運，開始以正面的姿態進進年夜眾視野。我以為這種變化的緣由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內在環境的變化，這很是主要。明天的中國早已不是一百年前的中國，她正以自負、昂揚的姿態走進世界舞臺的中心，而隨著文明自負的增強，國人對待本身平易近族文明的心態也變得日漸溫和、允正，加之十八年夜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發表一系列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明的講話，標志著傳統文明在國家文明戰略中的地位日漸凸顯。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包養犯法嗎年夜會上的講話，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兩個結合”的請求，此中一個就是“同中華優秀傳統文明相結合”，這一表述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另一方面則是中華優秀傳統文明的本身價值所決定的。那些穿越時包養網ppt空、跨越國度而依然具有時代價值的部門，是我們文明自負的最基礎地點。恰是內外原因的彼此促進，才有了明天中華優秀傳統文明復興的年夜勢所趨。
儒學是中華優秀傳統文明的主要組成部門，它扎根于三代文明的膏壤之中，又深入影響著兩千年來的中國歷史文明進程。儒學作為一種整全的體系，涵括著道、學、政三個年夜的維度，關涉著天命與天道、人心與人道、修養與功夫、政治與家國全國等分歧層面，舉凡中國人的思維方法、行為形式、價值觀念、行為準則、倫理品德、文明教導、治國理政、法令典章、風土著土偶情、審美興趣等無不遭到儒學的久遠影包養ptt響。儒學在近代以來逐漸加入了主流位置，主干雖折斷，但根系還在，只不過對中國人的影響，從顯性狀態轉變成隱性狀態。作為文明基因，儒學還在發揮著深入的影響。2021年3月2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園考核時指出：“假如沒有中華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國特點？假如不是中國特點，哪里有這么勝利的中國特點社會主義途徑？”5月9日在給《文史哲》雜志全體編輯回信時又強調：“要增強做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讓世界更好的清楚中國、認識中國，就必須深刻懂得中華文明。”對于學術界而言，深刻懂得中國文明，就要做好研討闡發任務，將歷史上的儒家文明是什么講明白，并在基礎上做好“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使陳舊的文明、陳舊的聰明，煥發時代精力，并反過來影響和塑造時代精力。東北政法年夜學俞榮根傳授《霸道政治——儒學政治聰明與治國之術（重訂本）》恰是這樣一部符合“兩創”請求，對儒家政治聰明進行深刻懂得、系統研討并加以現代闡釋的優秀著作，堪稱真正的“大師小書”。
二、儒家外王學的體系性建構
儒學是性命的聰明，關乎每個個體與人類全體的性命成長，這樣歸結起來就是“內圣外王之道”，涵括“內圣學”與“外王學”台灣包養兩年夜部門內容。包養心得我曾經指出，探討儒學，要掌握四個論域，即天道論、人道論、修養論和政治論。天道論是形上的根據，人道論是人道的依據，這二者都是為后二者奠定的。修養論關乎內圣，政治論觸及外王。而儒學作為一種“內圣外王”的體系，恰好是涵括著這四年夜領域的學理探討與實踐的。貫通“天人之際”，辨別“人道善惡”，重在“修己安人”，這就是儒學的內在結構。在本質上說，孔子思惟歸根結蒂是一種以霸道為幻想、以教化為取徑的社會、政治思惟。尤其是原始儒學秉承先王之道，關注品德、社會與政治，以六經為依托，進行社會教化，以實現政治有序，社會和諧。這一取向深入影響了后來儒學的發展。盡管儒學有漢學與宋學的分野，可是傳統儒家都是秉承“內圣外王”之路的。過往我們的哲學史普通將宋明理學視為“心性學”，可是據《朱熹的歷史世界》等學術著作，我們很不難懂得，宋儒那種外王學的尋求。只是，隨著中國由傳統走向現代，儒學掉往了軌制化的基礎，被american學者列文森稱之為“博物館里的學問”。儒學在現代只能以年夜學的哲學學科為重要依托而茍延殘喘。尤其是自現代新儒家諸年夜師牟宗三、唐君毅和徐復觀等師長教師在港臺撰述、講學以來，作為“心性之學”的儒學獲得發皇，儒學的第三期發包養故事展似乎有了端倪。盡管港臺新儒家并沒有忽視“政治儒學”，但畢竟關注缺乏。錢穆師長教師雖極力表揚傳統政治之優良，卻遭到張君勱、徐復觀等師長教師的激烈抨擊，足見現代新儒家的主流對傳統政治的成見是多麼極重繁重。本世紀初，年夜陸學者提出“政治儒學”，以糾正港臺“心性儒學”之偏，引發學術論爭。尤其是近年來，在中國越來越多的儒學的活態化存在日漸復興，使包養俱樂部人們不得不從頭思慮儒學的性命力。關于儒學在現代社會的意義和價值，也日益超越所謂“修身”的“內圣學”的范疇，所以對于儒家政治聰明的現代價值也備受關注起來。
對于儒家政治思惟的研討，20世紀較諸以往略有改觀，可是系統性的論著并未幾見。就我孤陋所見，上世紀初梁啟超師長教師的《儒家政治思惟史》與1946年頭版的蕭公權師長教師的《中國政治思惟史》算是此中的代表性包養sd論著，此后有南開學派之稱的劉澤華師長教師主包養違法編的《中國政治思惟史》也是皇皇年夜觀，當然都是經典之作。近年來彭永捷、干春松、梁濤三位師長教師主編的《中國政治哲學史》后出包養網推薦轉精，頗多新意，可是以上論著對于儒家“外王學”的研討，仍然是“歷史的梳理”多，“系統的架構”少，是以無法真正展現儒家外王學的整體面孔，也無法呈現儒家政治聰明的現代價值。俞榮根老師這部“包養違法大師小書”，字數不過22萬多，可是卻能夠將儒家的“外王包養違法學”歸結為“霸道政治”，并架構出其義理的體系架構，展現了作者對儒家霸道政治的包養站長系統性懂得和詮釋。
全書分為十六章，除最末一章談論儒家政治聰明及其現代命運以作結之外，其余十包養sd五章可以說是關于“霸道政治”的體系架構，這從正副標題可以一目了然。作者將“三綱八目”視為“霸道政治”的總綱。然后分述其霸道政治架構包養sd：“法先王”是霸道政治樣態；“年夜一統”是霸道政治目標；“仁與義”、“德與禮”、“中庸”為霸道政治的原則；“重平易近”為“立國之基礎”，“孝親”為“治國之礎石”；“禮賢”為“致治之干城”；“君道”為“政治之焦點”；“臣道”為“政治之貳佐”；“師道”為“政治之輔弼”；“禮法與律令”為“霸道政治之法制”；“天理、國法、情面”為“儒家政治三角形結構密碼”；“維新與反動”為“霸道政治之救濟”。
這里有一個鮮明的特點，那就是俞老師沒有應用東方的現代的政治學術語，而是采用了傳統的儒家術語來歸納綜合。對于這一做法能夠見仁見智，我個人以為，這對于我們逼真懂得儒學傳統，是有好處的。而套用東方的政治學話語體系，往往是方鑿圓枘，反而會發生某種掩蔽。這就是有學者主張“以中國解釋中國”，而反對“漢話胡說”的緣由地點。尤其是作為一種面向中國年夜眾的“大師小書”，應用傳統術語，一方面可以將被人為隔斷的傳統接續起來，讓中國人把本該熟習的話語體系從頭熟習起來；另一方面也能夠充足展現傳統儒學的本來臉孔與內在精力，是以這樣做才算得上貼切。
作為儒學的研習者，對于俞老師在建構儒家外王學時所用的術語，當然都是熟習的，所以讀起來較之本來那種歐化語言的專著要親切有味得多。當然，這還不是最主要的。俞老師的架構中，有良多新的創見。好比，將“中庸”與“仁義”“德禮”一道視為“霸道政治的原則”，就是很少有人提到的。尤其值得贊賞的就是，俞老師單列一節“師道”，將“師道”視為“政治之輔弼”，這一認識可謂卓識，在前人那里能夠并不覺得驚奇，可是足以令現代讀者覺得不測。明天的教導早已掉往了“政治”的意味，我們僅僅視為文明事業。可是在現代中國，“政”與“教”天然很是緊密，基于此，“師道”對于政治便非可有可無了。
在用貼切的語言架構體系的基礎上，我們可以看得出，俞老師對霸道政治這一儒家外王學的內在結構懂得得很是透徹，是以其呈現出的架構便顯得體年夜思精、縝密圓融。這一點是同類著作中罕見的，是以難能可貴。起首，將儒家政治歸結為“霸道政治”，包養網VIP無疑是允當的，包養一個月這一點毫無疑義。可是“霸道政治”的內在義理結構是怎樣的，便少有人說得明白清楚。俞老師的視野宏闊，對儒學的義理體貼到位，條分縷析，由內而外，建構了霸道政治的體系。這既是儒家外王學的“真臉孔”，又體現出作者的“真識見”。
三、儒家政治思惟的根本治理
任何一種思惟，要想成為傳統，都需求經過若干世代的持續詮釋。當一種傳統構成之后，也要面臨一個被后世認知與接收的問題。假如說，詮釋無所謂對錯，只要高下優劣，那么認知就否則了。認知往往有正解與誤解之分。儒學作為一個長久的傳統，其詮釋史綿延兩千多年，積累了大批的詮釋結果，也早已融進儒學傳統之中，成為此中的一部門。可是，站在儒學之外的認知，便難免龍蛇混雜，正見與歧解并存，戲說與成見齊飛，極年夜妨礙了儒學的發展，同時也形成了現代平易近眾對儒學的排擠，從而形成傳統的斷裂。是以，根本治理的任務，便成為必須。同時，走出“尊儒”與“反儒”的極端立場，以感性的態度，辯證的思維，做好根本治理的任務，才幹防止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防止從誤解儒學、批評儒學變成儒學的“衛羽士”。
俞包養網站老短期包養師在正面敘述包養網比較之余，宕開一筆，就長期以來的甜心寶貝包養網誤解進行辯證剖析，他稱之為“續條尾巴”，言下之意似乎是“畫蛇添足”。其實，這是他的自謙。俞老師對于儒家思惟的關鍵問題所做的根本治理，非常需要，並且辯證平允，深獲我心。好比他對德治與法治的辨析、對儒家、法家與“法治”“人治”的辨析、對孝道的剖析、對君道臣道的剖析都非常允當。尤其是對中華法系性質的辨正，可謂關鍵之舉。
大師都了解歷史上有“霸道”與“蠻橫”的分野，我們經常將儒家歸為“霸道”，法家歸為“蠻橫”，俞老師則提出，在二者之外還有一個“強道”，儒家崇尚霸道，但并紛歧概否認蠻橫。這一點令我想到公羊學所謂《年齡》對“年齡五霸”“實與文不與”的觀點。與，就是確定，贊成。孔子對于五霸，在《年齡》的經文上是予以批評的，可是實際上又有確定。俞老師又提出，法家屬于“強道”，不屬于“蠻橫”。這都令人線人一新。
關于孔子提出的“親親相隱”，學術界曾經爆發過一次很是年夜的論戰，以鄧曉芒、劉清同等為反方，郭齊勇老師及其門生丁為祥、胡治sd包養洪、龔建平、林桂榛、陳喬見等及楊澤波等儒家學者為正方，展開了多輪的論辯，是一次持續時間長、關注度高的學術論爭。我的老師郭齊勇師長教師將相關文獻編為《儒家倫理爭鳴集——以“親親互隱”為中間》，此后雖然沒有集中的論戰，可是余波未息，陸續有各種論點被提出。俞老師這次重訂，專門補寫了一節“孝的權利：‘親親相隱’”，從法學家的角度對此做清楚讀。他指出，“‘親親相隱’進進現代法令軌制領域。這是中國現代刑事法令儒家化的典範例證。”他將現代“親親相隱”立法的特點歸為三點，其一是家庭倫理本位，其二是國家本位，其三是家庭私權抗御包養行情公權。這第三條尤其主要，這是俞老師本身的歸納綜合，極年夜地彰顯出這一法令的深入意義。他贊揚道：“在人類的中世紀時代，生怕只要中華法系中的現代法有這一的人道張揚和軌制設定。”他還援用american年夜法官霍爾姆斯的話“罪犯逃脫法網與官府的不符合法令行為比擬，罪孽要小得多”，得出這樣的認識：“維護親屬特權能夠會致罪犯逃脫法網，但這與以法令的名義扯破人道、踐踏親權比擬，罪孽要小得多。”這樣的感性深入的法令意識，豈是那些動輒以“腐敗”來職責“親親相隱”者所能比擬？
長期以來，受japan(日本)學者影響，中國學人也將中華法系視之為“律令體制”，其實這是最年夜的誤解。俞老師用他的幾十年的研討，無力地辯駁了這一見解，將中華法系歸之為“禮法”，對于良多中國讀者而言，可謂石破天驚，但仔細閱讀，尤其是共同他的其他相關論述，就能夠佩服地接收這一觀點。這對于確立我們的文明自知與文明自負都年夜有裨益。
俞老師明確指出，“禮法”不是“禮+法”，不是“禮”率“法”，也不是“禮法結合”“禮法合一”。而這些他所否認的說法，其實長短經常見的。我自己就曾經將“包養網心得禮法”視為“禮法合一”，后來讀了俞老師的相關論述之后，才放棄了這一見解。俞老師指出，禮法是一個雙音節古詞，一個法令學上的概念，一個法哲學上的范疇，也是中國現代“禮樂刑政”治國方法的統稱。只要“禮法”一詞才幹比較準確地作為表達中國現代法的名詞。為了讓我們更明白“禮法”的意義，俞老師將其“構成系統”進行了分梳，分為三個子系統，其一是“禮典子系統”，二是“律典子系統”，三是“習慣方法系統”。俞老師還對前輩學者瞿同祖師長教師提出的“法令的儒家化”命題做了辨析。他指出，“法令的儒家化”是在必定范圍內才可以成立的，便是以秦律、漢《九章律》等為法家之法為立論基礎，指的是在兩漢至魏晉南北朝期間經過“儒家化”改革的一個歷史過程。至于中國現代法令中，禮典以及以禮俗為焦點的習慣法底本就是儒家設計和制訂的，是儒家之立法，不存在“儒家化”。這無疑有利于人們準確懂得中國現代法令史，進而明確儒家與法令的關系。
對于中國現代政治，俞老師用“天、皇帝、平易近”和“天理、國法、情面”兩個三角形結構進行詮釋，可謂深中肯綮。我本身也經常用“天理、國法、情面”來懂得中國現代法，可是卻沒有能夠上升到整個現代政治層面往掌握。俞老師將之視為中國現代政治運行的“文明密碼”，在我看來，真是對中國現代政治的一種精當表述，所謂探驪得珠！由此可以清楚，中國現代政治與儒家思惟的內在關聯，體現出真正的“中國特點”，盡管與現代平易近主政治存在宏大分歧，可是似乎仍然有值得往吸取的政治聰明。即便回到單純的法令領域，我們也應該反思近代以來那種“移植”東方法令的極端做法，因為“法之能夠移植和繼受者年夜致限于制訂法的部門，其非制訂法的禮俗習慣法，以及蘊含于制訂法和習慣法之中的法價值、法精力，還有全社會性、全平易近族性的法行為、法思維、法心思等，怕是難以從別國、別的法系全盤繼受過來的”，“我們在實現法的現代化，世界化和人類性的同時，不得不考慮法的平易近族性和外鄉化問題”。這樣的呼吁，實在長短常及時的。俞師長教師深入地指出：“文明資源分歧于別的資源，它是一種無形的‘場’，一種社會的‘習慣’，一種歷史的積淀，一種平易近族的心思，一種精力的氣力，此中所含的法文明資源無法與整體的文明資源相分離，‘天理’—‘國法’—‘情面’三角形鏈作為傳統法文明資源之一更不克不及與之割裂，因此，文明和法文明資源的開發創新只能是整體的開發創新。”這樣的認知，應該成為共識。
俞老師還專用一章的篇幅談論儒學政治聰明的現代價值，著重剖析了儒學復興的趨勢，并就儒學的積極與消極兩面做了出色的分梳。對于儒學政治聰明的積極層面，他用一句話歸納綜合，即“尋求霸道政治”，隨后分十四個維度進行了闡述。關于儒學政治聰明的消極層面，則從四個層面展開評析。這些剖析，展現了作者深摯的學術功底，更顯示出作者高高在上、中庸之道的學術識見。
四、傳統文明淺顯化的典范
淺顯化是文明普及和傳播的主要途徑，可是真正做到并非易事。尤其是對誤解重重的儒家法政等問題，殊為不易。相較而言，學者用學術專著的情勢，以純粹的學術話語來撰述，因為習慣成天然反而輕松，可是對于讀者而言卻是挑戰，對于普及而言則是災難。正如俞老師所說：“要在寫作的所有的進程中想著讀者、關注讀者、貼近讀者、清楚讀者的，全不像寫本身的學術專著，不用考慮讀者，只顧寫本身的研討心得。”我作為一名儒學研討者，也寫過幾本書，對此深有感觸。2014年我和業師楊朝明師長教師應中國樸直出書社之邀，主編一套“中華傳統八德詮解叢書”，盡管每本書的規模只要上萬字擺佈，整套書也不過八九十萬字，可是我們卻用了三年時間，此中有六個半月，是天天十幾個小時集中統稿，逐字逐句地進行打磨，這是我原來撰寫學術專著所從來沒有經歷過的。作者對本書的定位是“非學術著作”，也就是這是一部淺顯的學術作品。這樣的任務，非學術功底深摯的大師不克不及辦。我本身寫淺顯作品，更多的是誠惶誠恐，若非有業師把關，我是不敢冒昧的。俞老師浸潤于儒學的法政研討幾十年，對于寫這樣的作品可以說駕輕就熟。
作者在《后記》中自陳：“我原也想多糅進一些歷史掌故、現實事例，把文筆搞得再生動再甜心花園生動些，使可讀性強些再強些，讓讀者茶余飯后輕松輕松。為此，我還搜羅了一年夜堆剪報，準備按需求拼裝。但我心里不踏實，隱隱有種戲弄讀者的負罪感。”于是，作者采取了今朝的寫法，“執著于使每一個讀者能從中獲得更多的關于儒家政治規語和治國之術的正確的信息。”我覺得，俞老師做到了將儒家政治聰明的“正確信息”傳達給了讀者，但同時也做到了“淺顯易懂”。盡管俞老師沒有采取更多“講故事”的方法，他的行文也不像學者散文那般不受拘束安閒，可是我覺得，俞老師這部書讀起來很是“輕松”，看來“輕松”也紛歧定完整靠著“故事”，“義理”的層層辨析同樣可以惹人進勝，讓讀者獲得感性的快感，思惟的享用。當然，若說有遺憾，那就是一些校對疏漏所遺留的錯別字。但瑕不掩瑜，我們讀這樣的作品，不消那種態度嚴肅的姿態，因為整部書夾敘夾議，不溫不火，娓娓道來，勝義紛呈，在古今中西的比較中，例證與義理相輔相成，毫無學術專著的“冰涼與自持”，反而體現了“溫度與情懷”，讀來令人不忍釋卷，必一口氣讀完，方為過癮。這恰是我個人的閱讀感觸感染。
這樣一部有溫度、無情懷、有識見的“大師小書”，在明天這樣的圖書出書的年夜潮中，不應該被淹沒，所以我斗膽將閱讀的心得體會，拉雜寫出，目標在于“奇文共欣賞”，讓更多的關心儒學、喜歡國學的伴侶，讀到真正的好書，從而從中獲得教益與啟迪。尤其是我們的黨員領導干部，更應一讀，對于正確懂得儒家傳統，深入掌握傳統儒家政治聰明與治國之術的當代價值，從而有所吸取，有所踐履，更好地做好任務，都是極為無益的。
責任編輯：近復